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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同性戀調查

更新時間:2018-06-27來源:www.1070903.live 責任編輯:三億論文網

 研究背景

同性戀現象在各個不同時期的社會中廣泛存在,不同時期的人們對待同性戀的態度也不盡相同。由于早期人們對于疾病、倫理和宗教等方面的恐懼,人們在大多歷史時期上對同性戀持消極否定的態度,直到20世紀以后態度有所緩和。由于近年來不斷發起的同性戀運動,尤其是1969年美國爆發的“石墻事件”,同性戀第一次正式拒絕警察的逮捕試圖證明自己屬于社會中的一員,這在同性戀維權上是一個歷史性事件,美國同性戀維權運動由此展開并影響到全世界,人們對于同性戀的態度逐漸趨于緩和。另一方面,多元社會的理念不斷受到公眾的認可,同性戀作為一種亞文化也逐漸得到社會主流的接受,人們開始逐漸理解同性戀僅僅是性取向的不同,同性戀本身并不是偏差行為,而是屬于人類正常、自然的行為。1973年,美國心理協會和美國精神醫學會將疾病分類系統中關于同性戀部分移除;《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2001,第三版)CCMD-3也認可同性戀是一種病態心理,而將它去病化。而在今年來社會學的研究中發現,公眾對于同性戀的態度越來越積極,承認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的國家也從早期只有荷蘭一個發展到現在有21個國家。在2015年,美國最高法院也以9名大法官投票5比4的結果裁定,同性戀婚姻在美國受法律保護。在中國,同性戀的歷史和故事也受大家廣為流傳,“龍陽”,“短袖”等詞一致都用來描述同性戀。在19世紀以后,人們開始接觸到西方思想,同性性行為被認為是違反自然的。人們逐漸將同性戀與異常、犯罪等聯系起來。人們在進行同性性行為后可以被指控成“流氓罪”或是“雞奸罪”等,同性戀被認為是西方思想的殘余。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后,政治、社會和文化等風氣越發自由,多元社會開始進行人們的視野,公眾開始逐漸接受同性戀。

   事實上,同性戀并不屬于心理疾病,但是卻與心理疾病緊密聯系在一起。大量研究表明,同性戀者相對于異性戀者有更高的心理疾病流行比率。他們具有更高的負性情緒、孤獨感、抑郁和無安全感;更容易抽煙、酗酒和自殺等[ ]。是因為他們真的存在某些缺陷嗎?Ilan H. Meyer提出少數群體壓力模型,他認為社會的污名、歧視和偏見等因素創造了一個壓力、敵意的環境,從而引發了同性戀具有更高的心理疾病流行率。[ 同性戀者的心理健康狀況及其影響因素]同性戀群體的心理健康與生活狀況離不開他們的社會環境,尤其是異性戀主體社會對于同性戀的態度。如何準確地測定人們對待同性戀群體的刻板印象、并積極實施干預就顯得尤為重要。

在早期的心理學研究上,人們研究心理的主要方法是內省法,人們假設人是能夠清楚地感知到自己的心理活動,對于態度的測量也是主要依靠自我報告法等了解對于某個事物的態度以及在各個因素上的差異,但是人們很快就發現態度測量的結果并不能夠接受很多社會行為,測量到的態度和可觀察行為之間呈現弱相關,人們開始反思對于態度的研究。1995年, Greenwald和Banaji分析大量文獻后提出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內隱社會認知,指過去經驗和已有態度積淀下來的一種無意識痕跡潛在地影響個體對社會客體對象的情感傾向、認識和行為反應。[ Greenwald A G,Banaji M R. 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 :Attitudes, Self-Esteem,  and Stereotypes.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5, 102 (1):4-27.   ],它強調了社會認知中無意識的重要性,并進而在態度領域上提出了內隱態度的概念。由于內隱態度的提出,研究者們逐漸認識到無意識成分在態度中的作用,這種態度影響了人們對于外界的認知評價,人們卻無法知覺到它。2000 年Wilson等在內隱性社會認知研究的基礎之上提出了雙重態度模型理論,認為個體對同一態度客體能同時有兩種不同的評價:一種是內隱的態度;另一種是外顯的態度。[ Melanie  C.Steffens,  Dr.  rer.  nat.  Implicit  and  Explicit  Attitudes  Towards Lesbians and Gay Men.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2005, 49(2):40.   ]研究表明,外顯態度和內隱態度可能是相互分離的,內隱態度的評價內容與對態度直接測量的結果可能不一致。這就導致了學者們在研究過程中開始不僅僅關注外顯態度,也開始注意到內隱態度。牛淼在雙重態度模型的基礎上,對近十年來中國對同性戀態度研究的總結分析中發現,近幾年的大學生對同性戀的外顯態度較為寬容,但內隱態度一般較為消極,內隱態度和外顯態度分離。[ 近十年中國對同性戀態度研究概況與趨勢*]在已有的研究中,人們測量內隱態度的方法主要是依靠當前流行的內隱聯想測養(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然而,不少研究者對IAT的測量過程及其測量結果提出質疑。 崔麗娟在對近年來關于IAT的研究總結發現,無論是IAT的結構效度、認知機制等,以及結果是否能夠代表人的想法以及態度等都持懷疑態度。[ 崔麗娟,張高產等.內隱聯結測驗研究回顧與展望.心理科學, 2004,27(1),161- 164.]因此對于態度測量的方法選擇尤為重要。另一方面,刻板解釋偏差(Stereotype Explantion Bias,SEB)是指個體在與其刻板印象不一致的情境中表現出的解釋偏差[ Sekaquaptewa D, Espinaza P, Thompson M, et al.Stereotypic explanatory bias: Implicit stereotyping as apredictor of discrimin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Psychology, 2003, 39: 75- 82],由于從歸因層面上切入內隱態度的主題,SEB指標所具備的特色在于巧妙地結合了人的歸因與人的態度,利用個體從歸因上所表現出來的解釋性偏差來反映人的內隱刻板印象。[內隱地域刻板印象的IAT和SEB比較研究]而截止2017年1月,筆者以SEB為關鍵詞在中國知網網站上搜索時發現,目前的研究主要是關于地域、性別或學科等,沒有涉及同性戀主題的內容,眾所周知,同性戀話題一直與艾滋病、不良性行為等問題相關,伴隨著較多負面信息。在研究方法上,學者佐斌在對大學生的內隱性別刻板印象進行研究時發現,用IAT和SEB這兩種方法測量大學生的內隱性別刻板印象,在被試的性別變量上得到的結果不一致。[基于IAT和SEB的內隱性別刻板印象研究]綜上所述,使用SEB的測量方法來進行檢驗就顯得較為重要。

我們對于同性戀態度的了解主要在于全面了解人們對于同性戀的態度,并在此基礎上干預負面態度,降低其負面影響。彭玲等、陳少君等、于建平等的研究發現,被試普遍缺乏對同性戀的正確認知。[ 陳少君,戴新民,李順來,等.武漢地區公眾同性戀態度調研試析[J].中國性科學,2008(8).][ 彭玲,張繼紅,王小惠,等.某高校大學生對同性戀的認知和態度調查[J].保健醫學研究與實踐,2009(2).][ 于建平,馬迎華,李民,等.北京市某城區619名中學生同性戀認知態度調查[J].首都公共衛生,2013(3).a]鄭維廉的研究發現,對同性戀的認知不足是構成同性戀偏見的核心因素,要改變這種偏見首先需要從認知入手。[ 鄭維廉,袁義,鐘虹絢,等.大學生對同性戀的外顯與內隱態度新探[J].青年與社會:下,2013 (4).]大學生代表了具有較高素質的青年群體,對大學生對同性戀的真實態度的調查以及干預,有利于了解社會對同性戀人群的認同和接受的狀況及發展的方向。而目前,學校對于性健康教育的重視程度還有待提高,已有的性教育課程中,關于同性知識偏少,某些觀點較為片面甚至有明顯錯誤,這些錯誤被不斷方法以至于大學生無法對同性戀有全面客觀的認知,最終導致社會對同性戀的整體認知較低。

我們希望使用SEB的測量方法和外顯的調查問卷,來探討個體關于同性戀的內隱態度是否發生分離;并希望通過直接在課堂上講述性健康相關內容的方式來干預大學生對于同性戀的內隱態度。

 

2文獻綜述

2.1同性戀態度研究   

2.1.1外顯態度的相關研究

在對于同性戀整體的態度研究上,大部分人都認為同性戀現象應該得到社會認可,僅有少數人對同性戀排斥(相曉萍,陳麗萍,2013;)也有學者認為大學生對于同性戀的認可普遍偏低(蓋彥君,王權紅,2013;)。在對于男、女同性戀傾向上,相對于女同性戀來說,被試對于男同性戀的態度更為嚴厲(蓋彥君,王權紅,2013;劉璟璇,孫 琳,2015;)。

在對同性戀的認知程度研究上,大學生對同性戀行為了解程度較少,認為對同性戀非常了解的非常少(陶夢馨,2015;于建平,2013)認為同性戀屬于病態的被試比較較少( 瞿艷,2015;譚繼鏞,2012)對于同性戀態度的影響因素上,研究發現,相對于城市學生,農村學生對待同性戀的態度更為嚴厲(蓋彥君,王權紅,2013;陶夢馨,2015;)。不同性別角色、同性傾向能夠影響大學生對同性戀群體的態度(劉璟璇,孫 琳,2015;),女大學生相對于男大學生來說更容易接受同性戀(陶夢馨,2015;甄躍輝,焦開山,2016;)是否有同性戀接觸經驗或者有好朋友是同性戀者被試對于同性戀的態度更加寬容(張冠,周宏宇,2016)自身的性傾向也會影響對于同性戀的態度(Banse,2002)

1.2.1.2內隱態度的相關研究

在關于同性戀內隱態度傾向上,結果一致表明,大多數學生對于同性戀持有相對消極的內隱態度(劉婉娜,2010;劉予玲,2010;齊金玲,2011;賀小茜,2015)有研究認為,大學生對于同性戀消極的內隱態度可能是由于認知不足,而不存在學科和性別之間的差異(鄭維廉,2013)也有學者認為,不同性別、民族、宗教信仰、是否接觸過同性戀、專業和年級的人口學變量上不同,對于同性戀的內隱態度并無顯著差異(齊金玲,2011)。

2.1.3外顯態度和內隱態度結合的研究

田雨馨,塔若琪,朱曉等人使用IAT方法來測量大學生的內隱態度并用態度調查問卷的方法來進行測量外顯態度,研究發現大學生對于同性戀的外顯態度與內隱態度發生分離。劉婉娜,馬利軍,羅嘉潔等人采用自編的外顯同性戀態度調查問卷和IAT方法來分別測量外顯態度和內隱態度,發現大部分的大學生對于同性戀都持接受或者是中性態度,而大部分大學生對同性戀較為排斥,也出現分離現象。劉予玲同樣適用外顯的測量方法和IAT方法來分別測量大學生對于同性戀的外顯態度和內隱態度,結果發現在外顯態度上女大學生相對于男大學生來說更為寬容,但是在內隱態度上不同性別不存在差異。

賀小茜在研究中發現,不論是外顯態度量表還是內隱態度量表,大學生對于同性戀的態度都是較為消極的。

2.2對同性戀態度改變的研究

在對同性戀態度改變的研究中,呂少博通過運用歸因的方式,引導被試對于同性戀進行不同歸因來試圖改變大學生對同性戀的外顯態度。結果發現,對同性戀進行遺傳歸因相對于對同性戀進行環境歸因會帶來對同性戀態度的積極改變。劉予玲使用評價性條件反射技術來干預被試對于同性戀消極的外顯態度和內隱態度,結果發現,評價性條件反射技術對于改變被試的外顯態度有效果,但是在對于被試的內隱態度沒有影響。賀小茜采用想象接觸的方式來考察干預對于同性戀態度的有效性,結果發現,想象接觸能夠顯著減少大學生對于同性戀消極的外顯態度,然而對于消極的內隱態度上并沒有達到顯著性。

 

本研究主要針對大學生對于同性戀的認知,并結合國內已有的性科學中同性戀部分內容以及國外性態度重建技術來干預大學生對于同性戀的態度。已有研究表明,公眾明顯存在對同性戀的認知不足,而這種認知不足是構成對同性戀偏見的主要因素,改變對于同性戀的偏見必須要從認知入手[鄭維廉,袁義,鐘虹絢,等.大學生對同性戀的外顯與內隱態度新探[J].青年與社會:下,2

]。而我們在課堂上使用了一系列的教育手段試圖來改變大學生對于同性戀的態度,結果表明在對同性戀的外顯態度的總分上實驗組顯著高于對照組,這個差異在對于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的態外顯度上都是成立的,這與我們在課程上的教育有關。有學者在學校中開設《性科學概論》課程,通過這門課程來影響大學生對于性的態度,結果證明能夠影響大學生對于性的外顯態度。[ 《性科學概論》課程對大學生外顯-內隱性態度的影響研究]我們也同樣發現,大學生在課堂上不斷地接觸同性戀話題,并從較為公正、客觀的視角上來看待同性戀,甚至對于同性戀角色的共情。他們曾經獲得同性戀消息的途徑往往較為負面,帶有片面性。偶爾接觸到一兩個關于同性戀的正面消息只會作為特例來對待來維護自己的刻板印象。而在同性戀話題課堂結束后,他們能夠充分了解關于同性戀的成因以及一些生活方式,也能夠積極地對于同性戀話題進行討論甚至能夠對他們感同身受,這可能是實驗組參與了此課程的效果。在課程中,我們組織了關于同性戀知識的講解;組織同學對于同性戀話題進行討論鼓勵他們積極的了解關于近期同性戀歧視和反歧視的事件并進行辯駁;播放同性戀者的心聲等等。大學生們逐漸能夠理解同性戀與別人僅僅是性取向的不同,他們同樣享受整個社會共有的權利,享受社會公正義。在另一方面,我們同樣也可得知,大學生對于同性戀的外顯態度相對較為容易變化,我們能夠通過干預來改變大學生對于同性戀的外顯態度。

 

在研究中發現,大學生對于同性戀的內隱態度前后測不存在顯著性差異,對照組的內隱態度前后測得分沒有顯著性差異。我們發現,盡管大學生對于同性戀的外顯態度有較大改變,但是內隱態度的變化不大。Wilson和Lindsey提出,內隱態度相對于外顯態度來說較難改變,而平常的態度改變技術通常僅能改變外顯態度部分,而不是內隱態度部分。本研究結果與此結論基本一致。盡管沒有在統計上出現顯著性差異,我們仍然能夠看到實驗組的被試——————,總體上大學生的內隱態度時朝著積極方向改變的。我們也可能夠看到,盡管內隱態度相對較難改變,但是并不是不可改變的,我們仍可以通過教育等方式來影響內隱態度。人們通過反復地強化新的內隱態度,對它進行思考、討論以及體驗等,這種新的態度也是能夠逐漸習慣化并且替換掉原有的內隱態度。只是相對于來說,內隱態度的改變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和訓練。另一方面,在關于內隱態度的大量研究中也發現,內隱態度通常具有跨情境、跨年齡的穩定性,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出現跨文化的穩定性。這些也充分證明了內隱態度的相對穩定性。我們在研究中也發現,外顯態度在不同變量上更容易存在差異,例如年齡,性別等,而內隱態度在這些變量上更容易保持穩定,相對來說較少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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